三、当前来看，香港应激活《公安条例》的制度能量以应对蒙面示威

游行集会是基本法赋予香港居民的自由。参与游行集会的大多数市民，包括年轻学生，只要依法以和平方式进行，只要符合“一国两制”原则，都是法律允许的。但是对于那些心怀鬼胎、见不得光的黑衣蒙面者，当前亟需根据香港《公安条例》和国际惯例予以禁止和打击，抑制暴力进一步升级。

《公安条例》第6条（1）规定：“警务处处长如合理地认为，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有需要，可按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对所有公众聚集的进行作出管制及指示，并指明公众游行可行经的路线及可进行的时间。”本条例对“管制及指示”并未做出限制，理应包含禁止穿着黑衣、佩戴面罩或要求脱下黑衣、面罩。因此，作为香港警队首长的警务处长有权禁止蒙面。

而且，警务处长有权对集会和游行施加禁止蒙面的条件，如果游行示威者不同意这一条件警方即可不授予“不反对通知书”。本法第11条（2）规定：“如警务处处长合理地认为，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有需要，处长可就任何已根据第8条作出通知的公众集会施加条件。”本法第15条（2）规定：“如警务处处长合理地认为，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有需要，处长可就任何已根据第13A条作出通知的公众游行施加条件。”

此外，督察级或以上的警务人员有权随时禁止黑衣面罩。《公安条例》第3条（1）规定：“任何督察级或以上的警务人员，如合理地相信展示任何旗帜、条幅或其他徽号，相当可能会导致或引致破坏社会安宁，则可禁止在公众聚集中展示任何旗帜、条幅或其他徽号。”若是集体穿着黑衣佩戴面罩当然属于“徽号（emblem）”。

也就是说，在香港现行法治条件下，警务处长可以根据《公安条例》第6条（1）发布指示禁止所有游行集会黑衣蒙面；也可以将不穿黑衣不佩戴面罩作为发放“不反对通知书”的条件。

而且，警方还有充分的依据来严格依法惩治黑衣蒙面暴徒。《公安条例》第17A条（2）规定：“公众聚集中有3名或多于3名的参与者或成员拒绝服从或故意忽略服从根据第6条作出或发出的命令，该公众集会、公众游行或公众聚集，或其他集会、游行或人众聚集（视属何情况而定）即属未经批准集结。”游行集会三人或以上黑衣蒙面即可定性为违法，视为“未经批准集结”。一旦警方宣布该游行集会属未经批准集结，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的情况下，明知而参与或继续参与的黑衣蒙面者可以根据《公安条例》第17A条（2）经公诉程序定罪处监禁5年或经简易程序定罪处监禁2年。

香港市民请愿禁止蒙面游行

四、长远来看，香港应制定禁止黑衣蒙面游行集会的专门法律

虽然依照《公安条例》警务处长可以指示禁止蒙面或者将其设定为准许游行集会的条件，然而由于这属于未列明的“其他”权力即“法无明文规定”的权力；在香港法治环境下，警务处长若未做好相应论证、听证和准备的工作就贸然行使，不但会导致被立法会质询，还会承担相应的政治风险。因此，目前警务处长尚未根据《公安条例》有所作为，禁止黑衣蒙面。未来，还是应效仿西方国家，尽快制定《禁止蒙面条例》。

其实，早在三年前的旺角暴乱之后，特区就已经表示正在进行相关研究，但遭到了反对派的大力反对。他们的理由是：

其一，犯案时蒙面并不能规避警方的调查，例如，截至今年三月二十七日，有九人因旺角暴乱期间的违法行为而被定罪，当中有七人在犯案时有遮挡面容。

其二，根据《警队条例》第54条，警察有权要求脱下面罩等遮挡物。

其三，禁止示威者或表达意见人士蒙面，只会令他们更仇视执法者，使社会分化，对遏止暴力行为于事无补。

这些理由固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阻碍法案不能通过的真正原因是彼时蒙面黑衣尚未形成组织，而且并没有今天“反送中”运动那么多的街头暴力，人们尚未认识到蒙面黑衣的杀伤力，社会上并未对禁止该行为形成共识。

当前，随着蒙面黑衣者激发了香港正派人士越来越大的反感，社会上对反蒙面立法已经形成了较大的民意共识，建议特区政府在新立法年度加速推进相关立法工作，尽快立法禁止蒙面，对于未来降低警方在搜证和执法中的难度；以及摧毁示威者的仪式感、身份认同感和侥幸心理，在心理层面瓦解暴徒具有重要正面作用。同时，也有助于保障其他普通市民合理表达诉求，捍卫香港法治精神。

而对于立法形式的问题，从国际上看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在治安法、刑法或集会游行法中增加专门条款来禁止蒙面，譬如奥地利（《集会法》第9条）、丹麦（《刑法》第134b条）、德国（《游行集会法》第17a条）、俄罗斯（《集会、会议、示威、游行和纠察法》第6条）、挪威（《警察法例》第5部分第11条）、西班牙（《公民安全法》第18b条）。

另一种则是颁布专门法或法案来禁止蒙面，比如意大利[《雷莱亚（Reale）法案》]、比利时（《2025-08-04颁布的关于禁止穿部分或全部遮盖面部的服装的法案》）、法国(《禁止遮面法-2010-1192》)、荷兰（《部分禁止在教育、公共交通、政府大楼和医疗场所穿蒙面服装法案》）、瑞典（《2005年关于禁止在某些情况下使用面具的法律》）、拉脱维亚（《限制遮盖面部法》）。

倘若香港采取第一种方式通过修订《公安条例》增加禁止黑衣蒙面相关条款，其优点是与其他管治游行集会示威的条款更为密切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缺点在于如果过细规定不但受制于篇幅还可能破坏现有条例的结构；如果过粗规定又会留下空子、达不到立法目的。而制定专门的《禁止蒙面条例》不必考虑结构和篇幅问题。

特别是，较其他国家的暴徒，香港黑衣蒙面暴徒更加组织化、更为专业；而且佩戴面罩头盔身着黑衣的“香港民主女神像”表明，黑衣蒙面不仅是一种逃避执法的办法，更成为了反政府、无政府主义和街头暴力的精神象征与神祗，制定专门法律进行应对会更加有针对性，也会更加有效。

[注]不含以下游行集会：6月7日反送中港岛单车行，6月8日反送中九龙单车行，6月26日G20各国领事馆请愿，7月7日“一齐去，一齐返”联署及礼宾府递信行动，7月13日“荣神益人，与神同行：途经政府山唱诗”游行，7月15日苦行上礼宾，7月20日与神同行，8月17日太古人自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