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于滨】

初秋的华府，注定是多事之都。8月底美军溃退阿富汗的硝烟未散，美军高官又被曝“通共”，一时间，美国政要与军头之间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又被推上风口浪尖。

9月中，水门事件爆红的美国记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其新著《危险》（Peril）中，称参联会主席米利（Mark Milley）在2020年大选前后，两次与中国军方通话，向中方保证美国不会攻击中国。米利的行为，在美国政坛引起轩然大波，保守派群起而攻之，强烈要求米利坦白交代，必要时绳之以法。

9月28-29日，美国参院就阿富汗问题和中美军方通话举行听证会，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参联会主席米利，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Frank McKenzie）出席。两天的听证会上，军方无论在阿富汗撤军还是中美通话问题上，都坚持自身的专业化和程序的正当性，力图与阿富汗灾难性的撤军和政坛的各类过客划清界限。三位军头均坚持曾向拜登进言，建议在阿富汗保留2500名美军，以避免阿富汗政府崩溃及塔利班重新掌权。

米利在证词中强调他与中方沟通均依据美国的相关程序和法规，意在稳定中美两军关系；他还表示会尽心尽力，支持美国宪法，反对国内外的一切敌人，坚信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是这个国家必不可少的基本原则，致力于确保军队不受国内政治的影响。

两天听证会信息量巨大。然而无论米利本人的说词，还是众多的提问者，以及数周来的媒体炒作，似乎都在就事论事，周旋在“是”与“否”、“对”与“错”、“通敌”与“爱国”这样极简的和政治化的语境之中，有意无意忽略了特朗普制下宪政危机和美国军事化的对外政策的深层致因。

米利在听证会上。图片来源：华尔街日报

有鉴于此，本文借用美国政治中政军关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s）这一近乎永恒的议题，梳理、比较和分析特朗普治下政军关系与内外政策的互动方式，及其与冷战和后冷战的政军关系模式的异同，并以此展望近、中期（1至3年）美国政治和政军关系的走向。

一个初步的观察是，二战以后，美军作为多元政治的机构之一，其本身的建构、实力和利益诉求，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危机环境中与其他利益集团互动、竞争和博弈，至少呈现了三个不尽相同的阶段：即冷战期间的军事（军工集团）的政治化；后冷战期间的文官军事化；以及特朗普治下深度政治和社会危机中军方日益强化的作用。

拜登当选后，党派、贫富、种族、疫情等多重危机仍在继续困扰和撕裂美国社会；2024年特朗普二进宫，亦非痴人说梦。美国新保守主义巨头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9月23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万字长文，预示美国的“至暗时刻”即将到来，节点是特朗普再度出山的2024大选之年。[1]处于如此极化政治环境中的美军如何“独善其身”，仍是一个巨大的变数。

特朗普最后一搏：内乱到外战？

特朗普与军头们势不两立，直接的导火索是2025-08-04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杀引发的全国性抗议和骚乱，美国陷入自越战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6月1日，已经数次进入白宫地下工事“视察”的特朗普，[2]声称要援引1807年的《叛乱法案》，在各地部署美军平暴。[3]特朗普欲引兵平“暴”，军界为之哗然。防长和众多退役将领纷纷表态护宪，反对总统以美军“平乱”的“公器私用”行为。

回头看，早在2020年6月美国宪政危机高峰期，拜登竞选团队就与军方做成交易：如果特朗普在11月败选后赖着不走，就会被军方“扫地出门”（escort from the White House），对此，拜登有“绝对把握”（absolutely convinced）。[4]尽管如此，选战前夜的美国，处于高度亢奋和扑朔迷离状态，民主党虽民调领先，但鹿死谁手，仍属未定之天。毕竟，2016年大选时民调也一直看好希拉里。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无事也会生非，何况还有新冠疫情这个全新的因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米利10月30日（投票日11月3日）与中国军方通电，告知中方美国政局“稳定”，不会对中国发动攻击。

然而事态的发展，尤其是特朗普败选后为推翻选举结果无所不用其极，远远超出拜登团队的预想。2025-08-04，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闯入国会大厦，在长达数小时的混乱之中，5人死亡，140余人受伤，一度中断了国会的唱票程序。此前，特朗普本人一直用极具煽动性的语言推波助澜，要其支持者“奋勇战斗”（fight like hell），“永不认输”（never concede）。[5]美国政权交替能否和平过渡？困兽犹斗的特朗普是否会铤而走险，利用手中的军权引发国际冲突甚至核战争，借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惊魂未定的建制派眼中，一切都是可能的了。

1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外召集了众多支持者们一同举行集会，宣称大选结果存在虚假性。图自澎湃影像平台

2月8日，参联会主席米利与中国军方再次通电后，即刻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各位军头联系，重申核武器使用权限和程序；伍德沃德书中还说，米利对军方掌控核程序的官员设立临时硬性规定：非米利本人同意，不得启动使用核武器的程序。[6]

如果伍德沃德的描述属实，米利快刀乱麻，拥核自重，在美国政军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然而事出有因：日益恶化的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最后时刻，正滑向直接军事对抗的境地，直接导火索是台湾问题。国会山暴乱次日（2月7日），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将于1月13-15日访问台湾，再次践踏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中方反应激烈。有报道称，中方通过军事管线告知美方，克拉夫特访台损及中国主权无法容忍，在美国专机抵近台湾时，中国战机也会跟随进入台湾领空，宣示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台湾军机若予以阻挡“将不排除发生径行开火等后果”。

华盛顿时间1月12日下午，克拉夫特赴台专机升空后在空中盘旋数小时后落地，美方宣布取消国务院一切外访计划。[7]上述媒体报道尚未有官方评述。但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从孤注一掷到不了了之的急转弯表明，特朗普政府与拜登团队之间显然在幕后剧烈博弈，而涉台三方均已箭在弦上，米利此时与中国军方再次沟通，显然是为风险巨大的台海局势减压降温。

美国政军精英齐心反对特朗普对内对外用兵，不仅在美国历史上罕见，也对美国的政军关系甚至民主体制的运作提出了众多问题和挑战。然而特朗普与军方的博弈虽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如果认为特朗普以前的美军一向不干政务、专心习武，不免有失偏颇。虽然美国宪法第一、二两条明文规范了美国文官政府与美军的从属关系，[8]美军与多元且相互制衡的政府部门（行政、立法、司法），以及分权的联邦制之间的关系，其“政治中立”的内涵和外延，一直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

冷战初期，武盛文衰

美国的政军关系作为一个“问题”的生成是在二战以后。美军凭借强大的技术优势和投送能力，在全球设点布局，成为美国霸业的矛与盾，美军也顺势成为外交、防务政策的制定和操作的重要参与者甚至主导方。美军职能的全球化，使其与文官政府之间出现了一个“结构性”问题，即美军操作环境的“不对称”性：美军在世界各地通行无阻、无拘无束；而在国内却受制于文职官员，且必须与其他利益集团“公平竞争”，分享有限资源，这反而使美军在国内多元环境中颇为“水土不服”。

此间，美国军人抗命和犯上的例子屡见不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当年麦克阿瑟将军坐镇日本，在朝鲜战争初期我行我素，使美军遭受重大损失，又执意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并对杜鲁门总统不屑一顾，大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势，迫使杜鲁门中途换将。

麦克阿瑟（资料图）

朝战以后，美国军方的开支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又与政界和商界打造盘根错节、无孔不入的军工集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空军为了扩充战略空军的实力，把艾森豪威尔总统本来以减少军费为主旨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变成空军的摇钱树。为此，空军不惜谎报军情、肆意夸大苏军事实力。五十年代初，美国战略空军挑选了前苏联境内的70个目标作为其打击对象；到1956年，战略空军的打击目标已多达2997个，1957年达3261个，1959年战略空军估计，美国的核打击目标在1963和1970年将分别达到8400和10400个。此间，美军的核弹头储备已从1953年的1169枚增加到1960年的18638枚。原本是为了节约军费而制定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军方的肆意篡改中已面目全非，美国为之付出巨大的战略资源。[9]

面对“武盛文衰”的大势，美国政治学泰斗亨廷顿在其成名作《士兵与国家》中，提出所谓“客观控制”概念（objective control），即美国文官政府应允许军界在专业化领域拥有相当自主权，以换取军方对国家利益和文官政府的认可和服从；文官政府则不必时时处处插手军务。[10]

然而这种文官掌权、武将听命；军人习武、不干其政的理想模式，在艾森豪威尔离任时已告破产。这位行伍出身的二战英雄在2025-08-04的卸任演说中，刻意提醒美国各界，要警惕军工集团对美国政治和社会无孔不入的影响力。[11]60年之后，军工集团已不仅局限于军界和军火集团，而是繁衍成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军界-军工-石油-政界-好莱坞-学术-媒体组成的庞大联合体（complex），深度嵌入美国政治、社会的日常运作。[12]